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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峰

曹端雕塑。

曹端故里澠池縣仰韶大裂谷。

曹端名言。

秦嶺是我國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線，其實，在某種意義上，也是古代文化的分界線，尤其是以太華山為分界線，形成了南北文化思想的明顯區(qū)別——宋代以來，學術發(fā)達，秦嶺以北的黃河流域，形成以張載為開源的關學，而以南的長江流域，則有以北宋的程顥、程頣兄弟和南宋的朱熹為首逐漸占據(jù)主流的程朱理學，而明代則主要有北方薛瑄之“河東學派”，江南有王陽明之心學學派，且枝繁葉茂，流別眾多——這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現(xiàn)象。

（一）

太華山與黃河轉(zhuǎn)折的地帶，不只土地富饒，而且河山壯麗、人物眾多。我在其他作品中，已經(jīng)對此敘述過了，此處不再贅述。然而，要說的是，在明代開國之初，太華山東側(cè)的黃河內(nèi)外，亦有對我國古代哲學思想有重大貢獻的碩儒出現(xiàn)，其代表人物就是曹端。

閱讀曹端的著作，想見其為人，徒然有尋訪其故土和遺存的念頭，正如為了梳理清楚薛瑄之河東學派，曾經(jīng)出關，專程拜訪其晚年講學之地河津，并“心祭”之家鄉(xiāng)“真儒里”（今萬榮縣里望鄉(xiāng)平原村）一樣，表達我的崇敬之情。

驅(qū)車出“紫氣東來的”函谷關，便進入豫西之地。豫西之地，平野遼闊，黃河緩慢流過，村莊稠密而阡陌碧綠，曾有燦爛的遠古“仰韶文化”，如今遺址猶存。

豫西有個古城，傳有“秦趙會盟臺”，此地便是澠池�？h城之北，大約幾公里，有村曰曹滹沱。曹滹沱村便是明代大儒曹端的家鄉(xiāng)。村子不大，冬日里顯得有點蕭索。說來真有緣，至村前的小路，有村人走過，上前打問曹端的故居，行人說：

“哎呀，算是碰巧了！”

“碰巧？”

“我奶是曹家后人，媳婦管著祠的鑰匙，您說巧不？”言罷一笑。他說的祠，便是修建于清朝年間的曹端祠。

“巧呀！”

于是邀請先去他家，找其媳婦取鑰匙。這是典型的豫西風格的農(nóng)家小院，兩邊廂房，前院地面的竹席上曬著紅辣椒，屋檐下掛滿了金色的玉米棒子，雞們悠閑地游走。取了鑰匙，淳樸的村人便領著我們，沿著雨后有點泥濘的小路，向東邊的樹林子深處荒廢的村落走去，他說：

“這兒是早先的村莊，地勢低洼，全村都遷移到西邊的原上了。”

“哦，是這樣。”

老村子在路的東邊，樹林子里能依稀看見斑駁巷道與遺留下來的老房子，白墻黑瓦，倒也村舍儼然，只是長滿了荒草，卻有一條整潔的水泥路，通往樹林子的深處。雖是廢墟，但覺地氣浮動，氤氳一片好地。路南，土埝的邊上，有一面新修的墻碑，還有石刻的曹端像和曹端著名的一段為政語錄。路北，便是曹端祠。祠堂為清代建筑，座北向南，面闊三間，進深兩間，木格門窗，兩廊柱下分別有青石質(zhì)鼓形柱礎。

祠堂的門右，有“曹端簡介”石刻——“曹端，字正夫，號月川，河南澠池窟沱里人”，這里的“窟沱里”，也就今天的曹滹沱村。祠堂內(nèi)塑有表情肅穆的曹端坐像。祠后面不遠，有掩映在蓊蓊蔥蔥的柏樹林中的曹端墓。墓前，有石碑，乃是嘉慶二十年（1815）三月立石，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曹端家世與為學一生的簡況。

（二）

曹端生于洪武九年（1736），少負奇才，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云：

五歲見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即畫地以質(zhì)之父。及長，專心性理。其學務躬行實踐，而以靜存為要。讀宋儒《太極圖》《通書》《西銘》，嘆曰：“道在是矣。”篤志研究，坐下著足處，兩磚皆穿。

《太極圖》《通書》乃宋代大儒周敦頤所作，《西銘》是張載思想的精粹，曹端對此狠下功夫，以至腳下所踩的“兩磚皆穿”，可見讀書的認真精神——大凡在學問上有大建樹的人，首要就是專心治學，呂不韋主張“凡學，必務晉業(yè)”，西漢董仲舒讀書“三年不窺園”，韓愈所謂“業(yè)精于勤荒于嬉”，便是最好的說明。曹端的讀書，只讀儒學經(jīng)典，其“父初好釋氏”，他寫“《夜行燭》一書進之”，規(guī)勸說：“佛氏以空為性，非天命之性。老氏以虛為性，非率性之道。”父親覺得他說的有道理，因而“欣然從之”。

從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至洪武二十八年（1393），是曹端學習古圣先賢經(jīng)典著作、學問體系逐漸形成的時期。他八歲“初入里學”，到十八歲“初入邑庠”，這十年間，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讀書時期，學習了《孝經(jīng)》《四書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通鑒綱目》《儀禮》《周禮》等等。

永樂六年（1408），曹端“舉于鄉(xiāng)”，七年（1409），“會試南宮，登乙搒第一”，授山西霍州儒學學正。學正，是管理地方學校的教育官員。擔任這個官職，甚為符合曹端的想法，可以專心向?qū)W，史書說，他“洎明興三十余載，而端起崤、澠間，倡明絕學”（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），并非虛言。曹端為學主要是什么呢？讀他的述作，大致就能明了：主要是“太極圖”與“西銘”和“通書”的述解。他認為“太極，理之別名耳”，而“天道之立，實理所為。”（《曹月川先生遺書·太極圖說述解序》）由此開展對太極圖的精深研究。

永樂二十年（1422），曹端補蒲州儒學學正。有人贊其“曹正夫，有道君子也。學博行高，有古人風”（《明理學月川曹先生年譜纂》）。二十二年（1424），西安知府郭晟問政曹端：“先生答曰：‘其公廉乎！’古人云，‘吏不畏吾嚴而謂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’公則民不敢慢，廉則民不敢欺。”（同上）曹端認為，為政應“公”與“廉”，公是公正，公平正直，沒有偏私；廉是清廉，就是不貪取不應得的錢財。“洪熙乙巳考續(xù)，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，上遂許之。”（黃宗羲《學正曹月川先生端》）

曹端在霍州講學時，霍州有位叫李德的學者。他結(jié)識曹端后，十分敬仰曹端的學識和品德，曾對學生說：“學不厭，教不倦，曹子之盛德也。至其知古今，達事變，未學鮮或及之。古云：‘得經(jīng)師易、得人師難’，諸生得人師矣。”于是，李德避席不在霍州講學，“端亦高其行誼，命諸生延致之，講明正學”（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）。由此知曹端虛懷若谷，品性高尚。

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至九年（1434年），期間，曹端曾經(jīng)三次“典試陜西”。這十年，是他學問到達上乘境界和成熟的時期，尤其完成經(jīng)年累月為之鉆研不息的《太極圖述解》——太極圖，初為五代末年及北宋之初，由隱居太華山的易學大家陳摶推出，曾在山巖之上，刻畫此圖，后傳至周敦頤、朱熹并為之發(fā)揚光大，成為程朱理學經(jīng)典。然而，索解不易，曹端幼年起始，著迷此圖，經(jīng)年累月，深思熟慮，終成此篇，心情自然格外高興，自覺得《太極圖》之精旨，甚為得意，繪為《川月交輝圖》以喻其妙，其圖：天上一月，川中九月，蓋取月映川水之意。興奮之余，執(zhí)筆為詩，云：

天月一輪映萬川，萬川各有月團圓。

有時川竭為平地，依舊一輪月在天。

其門人謝琚曾論此詩，說：“先師自幼喜觀《太極圖》，涵蓄既久，默契于心，攝其大旨，而以月川喻之，出示學者，以在天之月喻萬殊之原于一本，以映水之月喻一理之散為萬殊，大要形容一貫之理以樂其志。與周子圖說相為表里之也。”（《曹月川先生遺書》）此詩“起句喻統(tǒng)體之太極，承句喻各具之太極，轉(zhuǎn)句喻萬感之俱寂，合句喻一理之常存……其洞徹斯道之妙如此”（《明理學月川曹先生年譜纂》）。

從此，曹端自號“月川子”。

宣德九年（1434）六月，卒于霍州。他深受學生愛戴，“諸生服心喪三年，霍人罷市巷哭，童子皆流涕”“貧不能歸葬，遂留葬霍”，后“改葬澠池”（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），魂歸故里。

（三）

黃宗羲《明代學案》中，評述曹端：“先生之學，不由師傳”，這句話指出了曹端具有獨立思考的為學品質(zhì)。而這個品質(zhì)，與明朝關河之外的河東薛瑄的讀書治學相似。新加坡學者徐齊雄在其專著《北轍：薛瑄與河東學派》中，詳細考察了薛瑄的傳記，說：“未見他曾向任何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求學。事實上，他可以被稱作是自學成才是理學家”，確實如是。薛瑄主要是認真反復閱讀由明代永樂十三年（1415），由翰林院學士胡廣率楊榮、金幼孜等通曉經(jīng)術的文臣，奉旨編簒而成的以程朱理學為宗旨，薈萃宋元諸儒之說，具有官方科舉教材意義的巨著《性學大全》，“學而時習之”，有心得體會，便紀錄下來，后成為其名著《讀書錄》，并以此書教授從學者，卓然一代理學大師——偏重自學而“不由師傳”是曹端與薛瑄的共同特點，他們“惺惺相惜”，友誼深厚，成為學術上難得的知音。

我是在閱讀薛瑄的著作過程中，才旁及和關注曹端，繼而閱讀他的著作，驚嘆其著述醇正而心儀。曹端秉承程朱理學，但并不墨守成規(guī)，富有質(zhì)疑精神，黃宗羲論其學說：

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，深有悟于造化之理，而以“月川”體其傳，反而求之吾心，即心是極，即心之動靜是陰陽，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，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，故其見雖徹而玄，學愈精而不雜，雖謂先生為今之濂溪可也。乃先生自譜，其于斯道，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；又十年，恍然一悟，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，而性無不在焉，所謂太極之理，即此而是。蓋見道之難如此，學者慎輕言悟也哉。

——《明儒學案（師說）·曹月川端》

說曹端“特從古冊翻出古人公案”，所謂“古冊”，應是指宋代諸如周敦頤、張載、二程乃至朱熹的著作，而“翻出公案”，則是指他敢于質(zhì)疑朱熹關于理氣的學說——在中國哲學史上，有關“氣”的討論有相當長的歷史，先秦有管子的“精氣說”、莊子的“氣論”，漢代有王充的“元氣說”，張載則是宋代理學氣論的代表。朱熹是宋代理學之大集成者，繼承和吸納了張載與二程的思想，卻主張理氣二元說，而以周敦頤的太極明斷為理，認為理與氣是相對的，與太極為同一物，太極就是理。理氣關系是朱子哲學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
關于理氣關系，一方面，朱熹強調(diào)理在氣先，通過“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也只是理”（《朱子語類·理氣上》卷一）“有理，便有氣流行，發(fā)育萬物”（同上）；另一方面，朱熹也反復說明“理又別非一物，即存乎是氣之中”（同上），也就是指理氣“不離”。為了進一步說明理與氣的關系，朱熹還用“如人跨馬”來比喻理氣與動靜的關系，所謂“太極理也，動靜氣也。氣行則理亦行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。太極猶人，動靜猶馬；馬所以載人，人所以乘馬。馬之一出一入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。蓋一動一靜，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。”（《朱子語類·周子之書》卷九十四）——也就是所謂理靜氣動說。他強調(diào)：“理與氣本無先后之可言。但推上去時，卻如理在先，氣在后相似。”（《朱子語類·理氣上》）換句話說，理只在氣中，決不可分先后。如太極動而生陽，動前是靜，靜便是氣，豈可說理先而氣后。對此，曹端有不同意見，他寫出《辨戾》這篇力作，需要解釋的是，所謂“辨戾”，就是辨析矛盾之意，指的是朱子《太極圖說》注解與朱子《語錄》之矛盾的問題：

周子謂：“太極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”，則陰陽之生，由乎太極之動靜。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。其曰：“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；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”，尤不異焉。及觀《語錄》，卻謂“太極不自會動靜，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”，遂謂“理之乘氣，猶人之乘馬，馬之一出一入，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”，以喻氣之一動一靜。若然，則人為死人，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；理為死理，而不足以為萬化之原。理何足貴而人何足貴哉？今使活人乘馬，則其出入、行止、疾徐，一由乎人馭之何如耳�；罾硪嗳�。

曹端在文中引朱熹三個論點，分別討論太極動靜與理氣的關系，提出對朱熹的疑問：主要是認為他在《太極圖說解》與朱子《語錄》中，對于“太極動靜”問題的理解不同，問題的關鍵在于“太極”是否自會動靜，也就是曹端所謂的“活理”“死理”問題，究竟是作為“太極”之理自會動靜，還是理乘氣動？這確實是需要探討的問題。

其實，曹端所提“死理”的批評，能不能成為朱子思想體系的一個疑問，黃宗羲在《學正曹月川先生端》中批評曹端：“先生之辨，雖為明晰，然詳以理馭氣，仍為二之。氣必待馭于理，則氣為死物。抑知理氣之名，由人而造，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，則謂之氣；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，則謂之理。蓋一物而兩名，非兩物而一體也。”并說：“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，一時之言理氣者，大略相同爾。”（《明儒學案》卷四十四）黃宗羲所站的立場，乃王陽明之心學體系，對曹端《辨戾》的批評，自然不能深入，只是引用周敦頤對太極的解釋，并斷然指出“朱子之解極明備矣”，又引朱熹舊說，稍加闡述而已。對此，當代學者祝平次有不同的分析和意見，他說：“月川所說的‘死理’確實能突顯出朱子思想所含藏的一些問題，如，‘理能不能生氣’，并推衍到‘性善的確義，及性與心的關系’，認為‘月川也有技巧地躲過一個難題——活人乘活馬的情況�；钊顺嘶铖R，馬不一定聽人的話，則理即是活人，亦無絕對地駕馭馬的能力。然而若照月川活理的解釋，則馬的能動可以直接歸諸人的駕馭。”他直接說：“梨洲顯然有將問題偏轉(zhuǎn)之嫌。月川提出理動不動可說是在朱子理氣論中提問題，梨洲則是從純粹的王學立場，以‘理氣是一’的辨難批評月川之說仍有偏失之處。”（《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(fā)展》）。

程朱理學的理氣問題，是其學說的核心。

曹端之所以有質(zhì)疑，并無其他意圖，從其內(nèi)心而言，只是為了完整準確地理解程朱理學，尤其是有關“太極”理論，即程朱理學建立之基礎中存在的問題而已。質(zhì)而言之，是企圖徹底解決朱子理氣關系問題，實現(xiàn)理、氣二者的合一。這種將朱熹的理先氣后轉(zhuǎn)變?yōu)槔須獠豢煞指畹挠^點，既標志著明代理學向氣學的轉(zhuǎn)向——正是這個轉(zhuǎn)向，曹端得到薛瑄高度認同。

不過，現(xiàn)代研究者多持否定意見，認為曹端《辨戾》是對朱熹太極論的“誤讀”，牟宗三先生在其著作《心體與性體》中認為曹端并沒有真正理解朱熹思想中的理，而錢穆先生則認為“朱子乘馬之喻，特謂理必載于氣，氣必載理而行，月川看呆了，遂有死人乘活馬之疑。”（《朱子新學案》）應該指出的是，即便是曹端屬于“誤讀”，撰寫《西方正典》名著的美國文藝理論家哈羅德·布魯姆認為，“閱讀總是一種誤讀”，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寫作和創(chuàng)造意義，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曹端在明初理學是開風氣的人物，在以程朱理學為官學的時代背景下，他的“誤讀”，勇于質(zhì)疑定說，提出的理氣關系問題，積極推動了程朱理學在明代的傳播與發(fā)展。

學術發(fā)展不易，若有絲毫進步，便是大幸，能登堂入室，則為一代學宗。

（四）

曹端十分推崇張載，他寫有《橫渠先生像贊》，曰：“蚤悅孫吳，晚逃佛老，勇撤皋比，一變至道。精思力踐，妙契疾書，《訂頑》之訓，示我廣居。”（《曹月川先生遺書》）并著有《西銘述解》。為什么要著此書呢，他說：“西銘。大意明理一分述。文公注之，明且備矣。然初學者或未得其說。端為分經(jīng)布注以解之，或者便之而請書焉。”（同上）隨之，逐句詳細述解。曹端在篇末《太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跋》中說，“《西銘》，橫渠作也。規(guī)模廣大，讀之使人眼界空闊”“有志者自此尋向上去”——若是“使人眼界空闊”，最是橫渠“四句”，現(xiàn)存曹端著作，未見又對此的闡述，但我以為，“為天地立心”，這才是張載的為學宗旨；“為生民立命”，就是建立社會的倫理道德綱常，而這個社會的倫理道德綱常的核心是“禮”，他說，“禮即天地之德也”，就是這個意思；“為往圣繼絕學”，實際上就是堅持和光輝以“仁”為特色的儒家思想，能達到尊“禮”和倡揚“仁”，那么就可以“開萬世之太平”。張載從唯物論出發(fā)，認為儒家思想是規(guī)范人的行為和社會秩序的思想準則。而具備了儒家思想并能落實在行為實踐中，就擔負起了歷史的使命意識�？上У氖牵�曹端不曾深入討論這個大問題。

曹端善于著述，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記載，大約有《孝經(jīng)述解》《四書詳說》《周易乾坤二卦解義》《太極圖說通書》《西銘》釋文、《性理文集》《儒學宗統(tǒng)譜》《存疑錄》等作品，可惜傳世甚少。如今僅有前些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曹端集》以及北大《儒藏》精華選刊之《曹月川先生遺書》，令人深以為憾。

曹端少有詩作，寥寥數(shù)篇，也只是闡述自己的理學深刻體會，這應該與他的認識有關，其云：“古人文人自是文人，詩人自是詩人，儒者自是儒者。今人欲兼之，是以不能工也。”（《月川先生理學證印要覽》）——這其實是一個偏見，以曹端服膺不已的朱熹而言，其詩在宋代端為大家，再說，與他在理學上有認識相同地方的薛瑄，不也文思縱橫，詩賦彪炳一代。這不能不說是曹端的一個大遺憾。其若是詩才飛揚，思想精髓化入其中，其學說必定流傳四方，不僅“王謝堂前”而且“尋常百姓”也能知曉，亦不會湮沒如是……

曹端是明初倡導程朱理學的學者，其學術特點是：其一，學宗朱熹，倡導理學正統(tǒng)。“蓋先生平生學問，以太極為質(zhì)干，以躬行為真修，至是博學功深，自覺于洙泗一貫之傅”（《月川曹先生理學證印要覽》）�；�于此，他反對“一切浮屠、巫覡、風水、時日之說屏不用。”（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）其二，推尊太極，認為這是事物的本源，是“理”是“道”，他說：“學欲至乎圣人之道，須從太極上立根腳”，又云：“天下無性外之物，而性無不在焉。性即理，理之別名曰太極，曰至誠，曰善，曰德，曰大中，名不同而道則一。”（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），具有一元論的唯物觀點，并認識到了太極對事物的能動作用，重新為周敦頤的《太極圖說》作了注解，很有新意。其三，推動了明初的理學發(fā)展。明代學者陳建所著《通紀》稱：“本朝武功首推劉誠意，理學肇自曹靜修（曹端）”，而《明史·曹端列傳》則云“為明初理學之冠”。

曹端在理學思想方面，深刻地影響了薛瑄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：“大抵朱、陸分門以后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，陸之傳流為姚江，其余或出或入，總往來二派之間”，將薛瑄河東學派與明代學術產(chǎn)生重大影響的王陽明思想相提并論，可見薛瑄思想地位之重要。薛瑄的學說，早已超越黃河之東，徐齊雄的研究著作中列有專章論述“河東學派在陜西的傳承”，認為其傳承是由段堅至周蕙至薛敬之，他說：“真正繼承薛瑄學統(tǒng)的是師從薛敬之的呂柟。”（《北轍：薛瑄與河東學派》）——確實如是，呂柟得薛瑄真?zhèn)�，他正德三年�?508年）狀元，曾執(zhí)掌明初國子監(jiān)祭酒，后任禮部右侍郎，學以窮理實踐為特色，并著有《四書因問》《易說翼》《書說要》《詩說序》《春秋說志》《禮問內(nèi)外篇》《史約》《小學釋》《寒暑經(jīng)圖解》《史館獻納》《宋四子抄釋》等宏文巨著，其具有太華山奇崛而雄壯的內(nèi)在風骨，擎起振興河東學派的重任，并開辟出張載所開創(chuàng)的關學的新境界。

秦嶺山脈，尤以太華山為勝，驅(qū)黃河而東流，堅厚而挺拔，匯聚關河內(nèi)外天地精華，學脈綿延不絕……

寒風凜冽，古柏蒼蒼。

天色將晚，告別曹滹沱村，踏上返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