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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8年，由胡耀邦組織，《光明日報》發(fā)表了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一文，揭開了批判“兩個凡是”的思想大論戰(zhàn)的帷幕。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暢談“實事求是”，支持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。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，在中共遼寧省委的理論刊物《理論與實踐》發(fā)表《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》一文，隨即被《光明日報》全文轉(zhuǎn)載。
　　任仲夷后來回憶，這次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極其重大，影響深遠。它不但把人民從極“左”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，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，而且為我們提供了辨別真理、判斷是非得失的永恒標桿。
　　任仲夷當時在遼寧還干過幾件大事：一是沖破重重阻力，為一大批冤假錯案平反昭雪。二是“抓富”。小平同志在遼寧視察時說過一句話：“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。”任仲夷說，小平同志當時不是說“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來”，但他的理解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。當時很多人還受“富則修”極“左”思想的影響，談“富”色變。小平同志講了這么一句話，才沖破“富則修”這種極“左”思想的束縛。為此，他在全省開展“敢不敢富、能不能富、讓不讓富、會不會富”的致富大討論，還提出允許個體經(jīng)營，大力發(fā)展集體所有制企業(yè)，為國營企業(yè)“松綁”等問題。當廣東提出要搞經(jīng)濟特區(qū)時，他也向中央提議，也在大連辦經(jīng)濟特區(qū)，但未得到中央的批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僅有一次向中央檢討
　　曾有記者問任老：主政廣東工作期間有無失誤？任老坦言，人哪能沒失誤，1982年差點過不了關。
　　事情還得從頭說起。當時全省經(jīng)濟快速發(fā)展，尤其是深圳特區(qū)速度更快。有些人“求富”心切，不顧黨紀國法鋌而走險走私販私。個別沿海地方，甚至出現(xiàn)漁民不打漁、工人不做工、農(nóng)民不種地、學生不上學，一窩蜂地在公路沿線、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(xiàn)象。1980年，廣東省委、省政府發(fā)出指示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。1982年1月，中央發(fā)出緊急通知，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。當年2月，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、福建兩省座談會，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、貪污受賄問題。胡耀邦總書記主持會議，會議氣氛極其嚴肅。
　　會上，任仲夷和劉田夫向中央書記處作匯報，詳細介紹走私販私等情況及對策。會上，部分同志講話很尖銳，有的說：“這場斗爭是資產(chǎn)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。”有的說：“廣東這樣發(fā)展下去不出3個月就得垮臺。”還有人說：“寧可讓業(yè)務上受損失，也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！”任老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給廣東的特殊政策。胡耀邦等明確表示，政策不會變，但要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。
　　第二天，任老和劉田夫再度赴京。在胡耀邦的建議下，任老向中央寫了檢討。這是任老參加革命以來，僅有一次向中央寫檢討。這次進京，后被稱為“二進宮”。
　　1982年在落實兩省座談會精神期間，任仲夷還提出“排污不排外”。5月，他接受上海一份報紙記者采訪：我們不排外，排外是不對的。但是我們要排污。實行開放政策，也帶來一些新問題。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，但也會先污染。盲目排外是錯誤的、愚蠢的；自覺排污是必要的、明智的。排污要分清界限，要排真正的污，要作具體分析，要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，吸取教訓，統(tǒng)一認識。
1981年，主政廣東遇到第一難題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破除“緩改革”誤區(qū)
　　任仲夷來廣東遇到第一難題是在1981年，中央召開工作會議，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(jīng)濟的調(diào)整，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開放，涉及到廣東辦特區(qū)的問題。
　　會議期間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講了一封4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于經(jīng)濟調(diào)整的來信，信中提出了“緩改革，抑需求，重調(diào)整，舍發(fā)展”12字方針。任仲夷聽了以后感到信的出發(fā)點是好的，但藥方下得不對。什么叫“緩改革”？他認為正是由于過去思想保守，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，改革的步子太慢，才在經(jīng)濟上出現(xiàn)了許多的問題。“抑需求”？社會的需求、人民群眾對物質(zhì)、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，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，逐步地去滿足，特別在當時情況下，不應當再強調(diào)抑制群眾的需求。
　　對絕大多數(shù)群眾來說，他們的生活已經(jīng)夠苦的了，對他們的需求，不能再去抑制了。調(diào)整是必要的，但“舍發(fā)展”就不對了。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、靈活措施，辦特區(qū)，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，發(fā)展得快一點。如果按照“12字方針”辦，特別是要“緩改革”、“舍發(fā)展”，廣東怎么能先行一步呢？
　　任仲夷回廣東后，只是在調(diào)整上做了“文章”。就是把發(fā)展與調(diào)整統(tǒng)一起來，有機地結(jié)合起來，調(diào)整的目的，仍是為了發(fā)展，為了發(fā)展得更快一些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搞特區(qū)利于社會主義
　　廣東殺開一條血路，要承受巨大的壓力。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，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。廣東省委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，堅持對外開放。
　　特區(qū)初創(chuàng)，任務很重，還要面臨一些指責。當時有“特區(qū)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，已經(jīng)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”的說法。對此，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，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(qū)正名。1981年5月，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：“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(qū)會有損主權(quán)，會變成殖民地，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。辦特區(qū)是對主權(quán)的運用，是行使主權(quán)的表現(xiàn)。”
　　1983年4月25日，在省委常委會上，任仲夷又說：“搞特區(qū)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，不會損害社會主義，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會主義。”
　　中央要求廣東“對外更加開放”，廣東更加躍躍欲試。1982年1月，任仲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(shù)，也要吸引日本、歐美的資金和技術(shù)。對前者，廣東是“近水樓臺”；對后者，要學會“長袖善舞”。

　1984年，不拘一格引才
　給蛇口“放生”打造特區(qū)

　　原蛇口管委會主任袁庚曾說，他最感激任老三件事，一件是“給蛇口放生”的那個“31號文件”，一件是任老最終同意他不擔任深圳市長，留任蛇口；一件是保護清華學生周為民。
　　1984年下達的中共廣東省委31號文件，給了蛇口4個具有政府權(quán)力的權(quán)力：任何進來投資的商人，蛇口自己可以批，批了之后，報上備案就行了；進人、干部轉(zhuǎn)戶口，蛇口自己就可以批，另外地界問題也解決了。這個“31號文件”，是廣東省委常委開會定的，會議由任老主持。就是這個“31號文件”，使蛇口真正成了特區(qū)，成為了“改革試管”。
　　此外，任老支持蛇口接收清華學生周為民，也叫袁庚一直念念不忘。周為民是清華大學很有名的“四五”英雄，后來“四人幫”把他抓到青海去了。
　　直到胡耀邦出來才給他平反。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來了。到蛇口之后，周就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學，說蛇口這里很民主、自由，如何如何……說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樣怎么樣。不料這封信落到有關部門那里，因為周在1979年北京“民主墻”寫過大字報，有過這樣一個不良記錄。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，又被抓住不放。但是，這個問題任老一直另有看法。任老一直支持為周為民平反，反對再次查辦周。后來，周為民終于在蛇口留下來了。這對蛇口吸引高級人才、堅持改革開放起了很大作用。